王 雅 萍

自八O年代末期起，右派極端主義(Rechtsextremismus，簡稱極右主義)勢力在德國迅速發展開來；九O年代初期，德國媒體上幾乎天天充斥仇外暴力行為的報導，極右勢力的竄升不僅是德國民眾熱烈討論的話題，同時也引起國際視聽的關切。

媒體上常見「極右主義」一詞與其他概念，如新法西斯主義(Neofaschismus)、新納粹主義(Neonazismus)、新右派(Neue Rechte)、舊右派(Alte Rechte)、或急進主義(Rechtsradikalismus)等交替使用；然而，以上所提及的概念，都有其個別的動機、目的及不同層次的意義。一般而言，所謂「極右主義」是個集合概念，意指「所有帶有傳統政治右派意識型態因素（如民族主義、獨裁主義、反多元主義、及不平等意識型態）的反民主觀念和企圖」。

1. 第一階段1949-1952：社會帝國黨（SRP)

隨著第三帝國的沒落，民族主義及種族主義並未在德國隨之銷聲匿跡。儘管聯軍控制嚴格，極右主義的宣傳活動依舊活躍。許多仍保有國家社會主義舊觀念的人，慢慢融入新成立的政黨。不容忽視的是，許多有心人士藉由成立文化性社團，如音樂、文學及藝術，繼續保存右派極端思想。在當時仍未成熟的政黨制度下，黨員、支持者及選民變動性頗大。

1949年十月，在Fritz Dorls, Dr. Gerhard, Otto Ernst Remer及August Finke倡議下，德國第一個極右政黨"社會帝國黨"（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 SRP)正式成立。SRP主要活動中心和支持者位於北德，其領導階層大多曾是活躍的國家社會主義份子。SRP的黨綱指出，其主要目的在

-光復德國榮耀、正義及秩序

-忠貞於帝國

-擁有帝國領土上一切事物的權利

-保護及尊敬德國士兵

由其黨綱及領導階層可見，SRP無疑是「德國國家社會黨」（NSDAP）的繼承者。1952年十月，SRP被判違憲並遭解散；聯邦憲法法院指出，不僅SRP的黨綱及目標違憲，其支持者行為也涉嫌散播極右思想，故需強制解散。

2. 第二階段：德國國家民主黨（NPD）的崛起與沒落

SRP遭明令禁止，的確起了殺雞儆猴效果，極右黨派黨員及選票都有明顯減少。一如戰後幾年，許多極右派黨員先後滲入民主政黨，特別是國家保守黨派，如Deutsche Partei(DP)和FDP，增強其羽翼。

1950年成立的「德國帝國黨」(Deutsche Reichspartei, DRP)於1965年宣告解散。1964年DRP的前任主席Adolf von Thadden和許多志同道合者共同建立「國家民主黨」(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NPD)。一年後，NPD即吸收了成員13.000人，1967年更達28.000的高峰。雖然NPD的黨綱完全符合民主法治原則，終究還是被歸類為極右政黨。原因在於，NPD的成立和發展史顯示，不管人員或黨務內容，NPD和DRP關係密切。另一方面，NPD夾帶濃厚的國家社會主義色彩，也是眾所皆知。

1966/67年德國在「經濟奇蹟」後遭逢首次經濟大蕭條，失業率由1966年0,7%急升為1967年2,1%。經濟因素加上仇外情緒，使得選民紛紛投向NPD懷抱。1967年NPD擁有黨員28.000人，為其黨史上高峰。儘管如此，NPD在1969聯邦議會大選的表現，還是無法進入國會大門，往後黨員人數也迅速遞減。原因除了政經穩定等外在因素外，NPD對選民「將賦予邦議會新氣象」的承諾未實現，加上到八O年代末期才停歇的內訌，使得NPD元氣大傷。至今，NPD始終無法再創六O年代輝煌的成績。

3. 第三階段：共和派(Republikaner)的成功

在1969年NPD失敗後，接者幾年不斷有新極右黨派成立但相繼被禁或自行解散。七O年代，極右勢力強烈轉向軍事性及恐怖性的新納粹主義。這樣的轉變，使得刑法保護的必要性不斷被討論，最後具體成果是所謂「Ausschwitz-Lüge」條款。

在七O年代新成立的極右政黨中，德國人民聯盟（Deutsche Volksunion, DVU）是唯一至今仍具有活動能力的。1971年在慕尼黑出版家Dr. Gehard Frey大力催生下，DVU很快地成為德國最大的極右團體；據官方統計，有黨員24.000人。然而，比黨員人數更重要的是Frey擁有的「媒體王國」兩家週報、數家書店和出版社，其傳播效能不容小覷。雖然NPD和"DVU-ListeD"未能在1987年歐洲大選擊敗「共和派」（die Republikaner, REP），DVU在1991年不來梅市長大選及1992年Schleswig-holsteinisch邦議會都有6%以上的成績。

極右黨派和團體自八O年代起，特別自1987年起，除了在德國外，也在其他歐洲國家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1983年十一月，新政黨「共和派」（REP）由兩位前CSU國會議員Ekkehard Voigt、Franz Handlos及Franz Schönhuber在慕尼黑成立。雖然自始REP領導人Schönhuber就刻意公開與暴力傾向的新納粹和光頭族以及其他極右政黨，如DVU、NPD等，劃清界限，但並不意謂其目的和其他團體有異。REP一方面在內容和人員上與DVU、NPD有密切聯繫，一方面彼此間也存有相當的競爭關係。

雖然起初REP黨員人數成長不快，該黨於1989年柏林大選及歐洲大選分別有7,5%及7,1%的成績，同年黨員人數也達25.000人。然而，一如其他極右政黨，REP在其發展高峰後，逐漸失去掌聲。雖然REP目前仍屬最活躍的極右政黨之一，但其選戰成績以不復昔日亮麗。1994年歐洲大選REP擁有3,9%的選票，1999年只有1,7%；在1998年國會大選中，DVU、NPD和REP總共得票率超過5%，目前極右勢力由此可見一斑。

4. 統一後德東地區極右主義的發展

八O年代的東德，已有右派傾向的次文化和極右團體活動。兩德統一過渡時期的混亂、社會和政治變動及管制鬆懈等因素提供了極右團體和青年暴力一個發展的良機。整體而言，德東地區的極右活動大多是地方性的，並且主要由次文化團體所領導；相對地，德西的極右團體不僅組織性強，並有一定的參選實力。

在當時東德政府控制下，東德人民仇外情緒並不明顯；柏林圍牆倒塌後，因仇外、反同性戀及反左派的暴力便層出不窮。1990年首起外國人遇害事件發生在Eberwalde。雖然大部份暴力行為由男性青年所犯（95%），不容忽視的是，案發同時有大量圍觀的群眾，在旁鼓掌、吶喊助陣。

在組織性的新納粹團體中，以Nationale Alternative(NA)及Deutsche Alternative(DA)最具代表性。這兩個以運動為導向團體對青年人有極大的吸引力，並在德東新納粹組織建立過程中特具意義。不過，由於領導階層與成員間爭執不斷，使得組織內長久存在緊張關係。

至於極右政黨在德東的吸引力，遠不及以暴力為導向的次文化或以運動為導向的新納粹組織。對許多青年人而言，極右政黨如REP、DVU等太「正直」(bieder)、「自由散漫」(lasch)了。「共和派」在德西的選舉成果具有政治意涵，而在德東的參選主要具有一般的抗議性質，成績遠不如德西地區。

1. 極右主義作為政治文化問題

從歷史角度出發，可以大略歸納兩個原因，解釋為何極右主義和反民主浪潮在德國盛行。首先，和英國、法國和美國的歷史發展相較，德國缺少自己的「市民革命」；再者，統一的「德意志國家」出現較晚，以致出現所謂的「德國特別之道」(deutscher Sonderweg)。

1871年後，在缺乏市民自由主義的德意志民族國家，仍然保有舊君主權力及思想結構，致使稍後的威碼共和時代民主思想不發達，國家社會主義者順利奪權。德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缺乏的多元主義價值觀，是國家社會主義帝國成功的原因之一，同時也可能時極右主義發展的基石。

隨著聯邦德國的建立，透過政黨制度及聯邦制度，形成地方分權；個人主義化的趨勢，對德國集體文化形成很大的衝擊。有人問，一連串的仇外攻擊事件，是否可看作是德國社會基礎漸由個人主義轉向集體認同的象徵？

自1990年起，帶有極右背景的違法和犯罪行為不斷增加；在1992年高峰後(67%)，情勢逐漸緩和。面對大量極右主義暴力行為，輿論不斷討論極右主義對聯邦德國政治文化的威脅，民眾也集會表示對受害者的哀悼。這些事實證明，德國社會的民主文化，在與基本法關係密切的個人主義伴隨下，基礎穩固。至於德國境內仇外情緒，和其他歐洲國家相較，並非少見；相反地，此地對仇外現象的討論於重視程度，甚於其他國家。

2. 仇外暴力、反猶太主義和極右主義

儘管德國擁有民主的多元文化，國家機制也運作正常，每年仍有數百起仇外暴力事件發生。(1995:540,1996:441)基於德國過去仇外的史實，一般人容易將任何一件仇外暴力事件與極右主義作聯想。其實，極右思想並非仇外的必要前提。根據經驗研究，仇外犯罪和暴力行為者可分為四類：

-因政治目的而犯罪的極右主義者

-因仇外而犯罪的民族中心論者

-愛打鬧滋事的犯罪青年

-無所為的追隨者(Mitläufer)

由此可見，仇外暴力的發生有其個別動機，以下是幾種解釋的範例；

由於沒有一個範例可以單獨完整地解釋，因此必須多種因素配合：

-反權威教育下偏頗的社會化

-個人主義化原理

-重塑德國沙文主義

-對社經環境融合不良

-1988至1993年無法解決的移民潮

雖然反猶主義通常被當成極右主義思想的一部份，不過一開始，它並非民主改革的反對運動。反猶主義的存在由來已久，其形成原因主要是當時社會對外國人恐懼而產生許多刻板印象及反應方式。例如，十三、十四世紀猶太人即因政治、經濟和宗教理由遭受迫害，四處流亡。三十年戰爭期間，東歐地區反波蘭的「哥薩克起義」(Koaskenaufstand)也和反猶主義有關。總之，反猶主義以深植於歷史傳統中，因此不能把它與極右主義作等同論。

3. 政經結構變遷對極右主義形成的影響

顯然仇外和反民主現象與滋事份子的融合社會不良相關性不大，「共和派」黨員在過去幾年大量的流失，便是顯明的例子。「共和派」1989年在西柏林都選舉佳績未再重現，國會大選也由1990年的2,1%降為1994年的1,9%。NPD黨員流失更是急速，1969年NPD有黨員28.000人，而1996年只剩3500人。事實上，NPD黨內以毫無聯繫能力，更遑論參加1994年國會大選。

由以上事實可見，和一般走中間路線的政黨相較，極右政黨在經濟危急情況下，對潛在的社會衝突，具備較少的的解決能力，是所謂「現代化的輸家」。儘管九O年代社會變遷，人民和民主原則看來關係密切，「極右政黨威脅論」可以休矣。

1. 針對組織性極右主義的憲法措施

再針對極右主義問題討論時，政府相關執法機構常被批評「右眼瞎了」(auf dem rechten Augeblind)。事實上，九O年代德國政府採取了許多措施，防止極右勢力擴大；特別是在Möll縱火事件後，許多極右政黨和團體紛紛被禁。

政府的行動充分顯示，國家以憲法保護民主的態度明確堅定，極右和新納粹團體企圖破壞自由民主制度的舉動，不被容忍。民主文化也因之得以保存。

2. 刑法對民主的保護

1992至1995年間，共有65.000件與極右主義有關的案件登記，超過43.000件是純煽動性違法行為，有40.300起因罪證不足或罪犯不明撤銷起訴。大概有60%的仇外暴力行為出自極右團體。

依據刑法(StGB)§86,86a，可罰性的範圍超過了德國本土範圍。任何違憲組織或被禁止的團體中帶有極右思想象徵的符號、制服、旗幟及致意形式，都屬於罰則範圍。另外，散播任何關於唆使群眾仇恨其他種族、宗教人民團體的刊物或保留此類刊物，都將受罰。至於公開贊同、否認國家社會主義大屠殺的史實或為其辯護，只要其行為違反公共秩序，都將依法處理。(§130 Abs.3 StGB)還有，特別嚴重的身體傷害(§225 StGB)或特別嚴重的縱火(§307 StGB)，其待審拘留規定則放寬許多。

許多仇外現象與極右思想並無直接關連，然而媒體發揮其「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功能，大量報導仇外暴力事件，並不時以極右主義解釋，似乎製造了一個理由不足的假象德國民主受到右派極端思想威脅！作為社會公器，媒體不能不體認到自身功能和社會責任，對社會事件除了詳實報導外，也應有深入正確的分析能力。如果德國人民一如過去，持續對抗極右主義，則未來極右勢力影響也不會太大。

1. Kowalsky, Wolfgang & Schröder, Wolfgang: Rechtsextremismus. Opladen. 1994

2. Obszerninks, Britta & Schmidt Mattias: DVU im Aufwärtstrend-Gefahr für die Demokratie? Münster. 1998

3. Obszerninks, Britta: Nach barnamrechten Rand. Republikaner und Freitheitliche Partei Österreichs im Vergleich. Eine handlungsorientierte Analyse. Münster.1998

4. Plattner, Johann Hubert: Rechtsextremismus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München. 1998

5. Der Spiegel: Über all strafbar? Nr. 21/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