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威瑪共和時期」的幾個研究主題

伍碧雯

在二十世紀即將進入尾聲之際，回顧本世紀前半葉德國歷史發展的特徵，「失敗」 尤其是一連串政治層面的失敗，在某種程度上是相當貼切的用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挫敗；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開始的「革命」，延續至一九一九年未竟成功；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首次嘗試的民主共和體制，實行十四年之後，竟不敵希特勒的「領袖」魅力，拱手奉送於一人專政手中，德國民主傳統也斷送於一黨獨裁之下。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國無條件投降，納粹獨裁政體結束，一方面是「邪不勝正」的鐵證，另一方面也為二十世紀德國歷史增添一筆「失敗」的史實。但是，以「失敗」一詞一言以蔽之德國歷史在本世紀前半葉的發展特徵，或許使得一般人得以快速掌握到歷史重點，然而，對於歷史研究者而言，似有過分簡化史實之嫌，而且只是觸及到複雜歷史面相的一部份。相較於以政治層面的「失敗」為探討焦點，「民主政體的實踐過程」無疑更是德國的現代史學者，在研究其本國二十世紀歷史發展之時的核心課題。

本世紀德國民主政體的實踐，在歷史的進程中曾展現出戲劇性的高潮與低潮，其相互交織且快速發展的劇情，不僅曾使得當時代身處其境的政治人物，難以為局勢掌舵，即使現今德國學者重新檢視思索，仍有許多質疑與不解，甚至令歷史研究者跌破眼鏡之處。試圖掌握德國民主政體在本世紀發展的歷史脈絡與實踐問題，第一次民主共和時代，即德國歷史專書中指稱的「威瑪共和時期」（Die Weimarer Republik, 1918-1933）是一個恰當的切入點。

縱觀德國歷史的動態脈絡，威瑪共和時期 這一段維時僅十四年，且習於被國人誤稱或誤翻為「威瑪共和國」 的民主實踐年代，在時間座標上：上承普魯士的王朝式專制時代，下接納粹的一黨獨裁專制時期。希特勒主掌的「法西斯式」獨裁政體在德國的出現，無疑是對近代以來，西歐各國致力政治民主化的一大嘲諷，其政治意識型態更是針對十九世紀以來，逐漸發展且膨脹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強力反撲。威瑪共和時期在德國現代史，甚至歐洲現代史上的意義與關鍵地位，即因緊接在其後的這一段反民主，甚至反文明的獨裁專制時期而益顯特殊。由此而衍生出的問題，例如：為何一個議會式的民主體制，竟然會成為獨裁政權的前奏曲？為何議會式民主體制的運作，竟然為希特勒的當權鋪了路？十四年的時間是否太短，不足以使民主傳統在德國生根、不足以使德國人民對民主體制，產生絕對的認同，更不足以使德國人民為護衛民主體制，而進行一場保衛戰？究竟誰應該為德國第一次民主實踐的挫敗，以及納粹獨裁政權的興起與掌權負責？是政黨、人民、社會整體，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呢？這一連串的「大哉問」，基本上是環繞在「民主共和體制如何失敗？」與「納粹的獨裁政權如何成為可能？」兩個問題上。二者既是時代前後連鎖的問題，同時，也存在著靜止歷史時空點上的因果關係。澄清了前者也就回答了後者。在此，威瑪共和時期的歷史研究價值則更顯重要。

這樣一幅曲解的歷史圖像，十二年來密集地灌輸在德國人民的歷史知識中，如此長期深刻的扭曲與偏見，不會在戰敗與無條件投降的那一刻即自行瓦解。一九四五年之後，對於西德的歷史學者而言，客觀地研究分析並且重新評價威瑪共和時期，是一個當務之急的工作。這一方面有助於德國人民，正確瞭解歷史事實，修正偏差的歷史知識，二方面則是對於德國民主傳統，在歷史層面的肯定，間接有助民主體制在戰後西德的重新實踐。

納粹獨裁政權的十二年中，雖然沒有提供歷史學者一個開放自由的學術研究空間，甚至在其一切為黨、國家以及德意志民族服務的最高原則之下，扼殺學術研究自由的可能性。但是，非納粹御用的德國歷史學者，尤其是流亡國外的歷史學者，對於剛剛結束的威瑪共和時期之研究，其實並未完全交白卷。最著名的兩本著作是羅森堡（Arthur Rosenberg）一九三五年的「德意志共和國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publik) 與史坦菲（Friedrich Stampfer）一九三六年的「德意志共和國之第一個十四年」(Die ersten 14 Jahre der Deutschen Republik)。當然，二者成書於流亡期間，在研究資料的取得上難免受到侷限。另外史坦菲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期間黨執委會的重要成；羅森堡早年在柏林大學任教，曾是德國共產黨的活躍份子，流亡期間則長期為社民黨刊物撰文。二者均與社會主義政黨有密切關係，而且是流亡期間，社會主義陣營中的思考大將，其持社會主義的立論觀點 ，以檢討共和時期政治的失敗，乃在所難免。

戰後從一九五０年代開始，同盟國逐漸把檔案交還給東、西德自行管理。正式為兩德的歷史學者進行威瑪共和時期研究打開大門。這些檔案中的官方記錄、政治人物遺留的信件、手稿，再加上政治人物回憶錄的陸續出版，都提供歷史學者大量且豐富的史料。透過這些翔實的史料，對於威瑪共和時期的研究，也得以建立在比較寬闊的基礎上，也可以從多元角度交叉檢視這一段史實。

相較於一九五０年代，把探討焦點侷限在威瑪共和後期政治解體的研究上，一九六０年代的研究，則將焦點拉回共和時期的初期階段。此一時期歷史學者所提出的問題是：一九二九年之後，德國的民主運作既已因為內在因素 議會體制癱瘓，與外在因素 經濟危機，而呈現停滯甚至邁入快速解體的過程，如果民主體制無法面對這些的挑戰，那麼這樣的體制結構必定有缺失。因此，在歷史研究上，有必要檢視民主共和體制的形成過程。循著這個觀察點，歷史學者開始針對共和建立初期的相關政治主體：政黨、國防軍、司法人員、大型工商企業團體，以及教育界人士等等，對於民主的態度與立場，進行全面的研究。

基本上歷史學者均同意，德國的第一次民主共和體制從成立之初，即建立在以上相關政治主體「異心異德、離心離德」的脆弱基礎之上。從史實上得以證明，在十四年的共和期間，各政黨只能短時間合作，使得中央政府運作建立在一連串的「短命內閣」上；國防軍軍人只有抽象的國家概念，對於護衛這個議會民主形式的「德意志共和國」並無深刻的義務感；司法人員的價值傾向並未隨著民主共和體制的成立而調整，基本上還停留在帝國時代，保守與非民主的國家與社會秩序概念之中；大型工商企業團體與工會之間的對立緊張關係，連帶地使其對於主張加強社會福利政策，且以社民黨為最大國會政黨的民主政府保持距離；相當大部份的教育界人士不僅對於民主沒有認知，甚至是反民主的激烈民族主義份子。這些政治的主體分佈在當時的政治與社會結構之中，他們是政治與社會的精英份子，既然對於民主共和體制缺乏共識，如何能期待共同為民主而戮力奮鬥，甚至「拋頭顱、灑熱血」呢！

「政治基礎脆弱、不健全，政治主體缺乏民主共識」可以說是歷史學者對於威瑪共和初期一致的定論與評價。但是，這並不表示對於共和初期階段的研究已告結束。繼續發掘歷史現象中的問題，是歷史學者的研究本能。隨著一九六０年代，把研究焦點擺在共和的初期階段，而且進一步對政治主體的分析，接下來歷史學者提出的問題則是：這些政治主體的「異心異德」，在威瑪共和初期，是否真的無法避免？在找尋答案時，研究焦點則縮小到更具體地問題上，即：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的革命中，是否曾經有機會建立並統合這群政治主體的民主認同？在此，研究領域不僅深入到對「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革命」(Revolution von 1918/19)，的分析上，而且歷史學者也開始處理當時的另一個政治主體 工人群眾。這個主題是所有關於威瑪共和初期的研究中，最富有爭議性的題目。

到一九五０年代為止，基本上西德的歷史研究者若非忽視這個題目，即是接受艾德曼（K.D. Erdmann） 的觀點：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之交，德國未來的政體只可能在「經由工人力量主導的社會主義革命，達成無產階級專政」，或是「經由與保守勢力，特別是與舊帝國軍隊合作，以建立共和政體」，二者之間做一選擇。而以艾伯特(Friedrich Ebert)主導的社民黨，雖然是以社會主義為其政黨意識型態，但是並不認同激進極左的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的政治路線。因此，舊帝國軍隊成為建立共和，甚至穩定政體唯一的選擇。誠如歷史學者舒茲（Hagen Schulze）所言，社民黨是共和國之母，而軍隊則成了共和國之父。艾德曼的分析是將工人群眾所可能具有的政治認知與影響力排除。但是這一股為數龐大的力量，其政治影響力其實不容忽視。羅森堡在其一九三五年的「德意志共和國史」中已強調：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之交，德國工人群眾的民主社會主義意識型態，其實可以成為共和政體的支撐力量。但是，工人群眾未將革命行動堅持到底，使得民主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未能在共和國成立之時取得優勢，相對地，保守的政治意識型態則獲得機會，先苟延殘喘，日後繼續坐大。

從德國社民黨的黨史來看，其黨中央與激進極左的社會主義人士，尤其是主張以結合工人群眾力量，進行所謂「暴力革命、武裝奪權」的共產主義份子，從無妥協的意願與實例，排斥共產主義份子，已是其黨史上的一貫傳統。但是，在此值得提出的疑問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由帝國轉型到民主共和的階段，工人群眾是否已經深染共產主義之「毒」，而且經由著名共產主義人士 李卜克內特(Karl Liebknecht)、盧森堡(Rosa Luxemburg) 的「煽動」，準備進行一場盛大的革命？如果，德國工人群眾確實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之交，已積極準備點燃無產階級革命之火，那麼德國社民黨自一八六三年成立以來，針對工人所進行的社會主義「黨化教育」與「思想教育」，可謂完全失敗，社民黨的地方黨部顯然未盡其責。相反地，如果共產主義的紅色思潮只是漫佈在少部份工人群眾之中，無產階級革命之火並無燎原之勢，那麼艾伯特未引入工人群眾力量以共同參與民主體制的建立，其實是錯失良機。由於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的革命涉及到社會主義衍生出的各種相關意識型態，其理論層次與實踐層次，在歷史進程中有不同的展現與影響，這促使歷史學者研究之時，有必要先對「社會主義」 這個分身眾多的意識型態詳加釐清。分析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革命之交，工人群眾所扮演的角色、工人群眾的組織性質、政治立場，以及社民黨對革命的看法與態度，都是一九六０年代末期至七０年代西德歷史學者的研究重點。當時的西歐思想界正處於左派思潮盛起，大學學潮不斷之際，研究這個主題也正好趕上潮流，躬逢盛會。

雖然，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的革命在威瑪共和初期的歷史研究上，如此地備受矚目，但是，從一個比較的角度來看，這場二十世紀初期的德國革命，在牽涉人員的規模與影響層面上，無法與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以及俄國共產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相比。從改變歷史的意義而言，其重要性不僅不能與上述幾場革命相較，也比不上英國的光榮革命以及歐洲一八四八年革命。甚至在德國現代史的範疇內，若以成敗來論，這是一場失敗的革命。相反地，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取得政權，對於納粹以及當時許多德國人而言，是一次成功的「民族社會主義之革命」(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Revolution) 德意志民族終於也有一次成功的革命了！無論這後來為德國人與世界帶來多麼大的災難。

從政治史的角度來看，一九一八年「德意志共和國」(Die Deutsche Republik)的成立，是德國歷史上政體的創新與突破。十七世紀中期開始，兩百多年來普魯士王朝式軍事立國的專制政治傳統，到了二十世紀初期終於劃上休止符。如果將歷史的觀察角度再拉前、拉遠，那麼這個「德意志共和國」則是自十世紀神聖羅馬帝國（歷史學者也稱其為「第一帝國」）、十九世紀中期德意志領邦同盟、關稅同盟至十九世紀後期「德意志帝國」（歷史學者也稱其為「俾斯麥的帝國」、「威廉帝國」或「第二帝國」），一千多年以來，在中歐日耳曼地區，首次出現的統一的、民主式的德意志民族國家。但是，從西歐政治史的發展來看，這個共和國卻是民主世界的遲到者。當英、美、法等國早已步上民主政治軌道，而德國做為歐洲工業先進國家，卻必須藉由一九一八年戰場上的失利，才難產地生出民主政體，顛簸地邁入民主政治時代。

以嶄新之姿態出現在歐洲政治舞臺上的德國，一方面被英、美、法等民主先進國家竭誠歡迎，因為自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革命成功之後，蘇聯開始「出口」共產革命模式，這即刻成為所有西方民主世界政治家與資本家的夢魘。從「恐共」、「防共」到「反共」已成為西方民主政治人物的重要任務。藉著德國 這個民主大家庭的新成員，可以防堵、抵抗、或者至少緩衝來自東方蘇聯的共產紅禍。但是另一方面，剛擠身民主之林的德國，卻未被這些民主國家真正接納或平等對待。其中尤其以法國對新德國的敵視疑懼態度最為明顯。法國不僅要報復一八七０／一八七一年俾斯麥主導的普法戰爭，佔領巴黎之仇，以及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宮的鏡廳，舉行成為德意志帝國皇帝的登基儀式之恥，更進一步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為確保法國的安全，以及法國保有歐陸強國的盟主寶座，必須削弱新德國，重新實踐拿破崙的計畫：把法國的國防邊界推到萊茵河，掌握萊茵河左岸之地。威瑪共和時期的德國外交重點即在於：以結盟或加入國際組織的方式，消除他國對德國的疑慮，打破德國的孤立，以此確保並加強德國的國際地位。直到一九八０年代中期，有關威瑪共和時期德國的對外關係，以及英、美、法、蘇對德的態度是這個範疇的研究重心。

所謂「威瑪的文化」並非泛指德國文化在威瑪共和時期的表現，而是以「前衛藝術」與「大眾文化」為主的現代性文化。這雖然是「黃金的二０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但是並非普及於當時德國社會各層面的流行文化。政體與政策可以在朝夕之間突變，文化現象的轉變則需要時間的醞釀。基本上在威瑪共和時期，前帝國時代的傳統文化與現代的新興文化是同時並存著。後者的影響力尚在增長，而前者的勢力也還深植社會之中。二者並非處於互相融合的階段，而是相互的敵視情形更多，這反映在「前衛藝術」被社會接受的程度上最為明顯。此二者的衝突，是以歷史研究角度處理威瑪共和時期文化，必須注意到的現象。

綜觀德國現代史的研究，威瑪共和時期的十四年可算是被歷史學者處理得最透徹的時段。這段時期不只對於現今的德國歷史學界仍然魅力十足，英、法、美、日本的學界也相當重視。另外，政治學者與法律學者對於這段時期，政黨與國會的運作、憲法制訂與憲法內容，均有詳細的研討；「威瑪的文化」之各種表現形式，則是文學與文化學者的研究重點。如此備受各學科的重視，主要在於這新舊交替的十四年中，反映出民主制度在實踐上的侷限與脆弱，也反映出社會價值在過渡階段的衝突與矛盾，當然，其失敗的原因，是最引人入勝之處。一九三八年，當希特勒已是歐洲政治舞臺的紅人時，流亡國外的社民黨員史坦菲即指出：「以希特勒這種出身、這種教育程度的人，甚至在德國算還是個外國人，若在帝國時代，是無法想像能扮演這種角色的。〔…〕直到威瑪共和時期〔…〕才使希特勒成為可能。」 在流亡國外的社民黨員眼裡，希特勒成功取得政權，並非藉由納粹「民族社會主義之革命」的強勢，而是他的「對手」太弱。這個疲軟無力的對手，既是德國的工人運動，更是威瑪共和時期的民主制度。「令人驚訝的不是三月五日共和國的瓦解，而是這個共和國存在了那麼久。」一位社民黨員在一九三四年的評語。

歷史研究的結果與評價時常予人有「後鑑之明」之感，但是歷史研究的功用與重要性在於其有「耳提面命」之效。德國第二次民主政體的實踐，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直到現在已五十年，修改前述對威瑪共和時期的質疑，應用於現在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五十年的時間是否夠長，足以使民主傳統在德國生根、足以使德國人民對民主體制產生絕對的認同，更足以使德國人民為護衛民主體制而進行一場保衛戰？」不必急於尋找問題的答案，一切尚待觀察。因為，民主制度在全世界的實踐，直到目前仍是一個發展中的階段，德國也不例外。威瑪共和時期民主體制實踐的失敗經驗，能給予現代各民主國家「耳提面命」的借鏡之處即在於：透過強化社會中各政治主體對民主體制的向心力與認同感，以補足民主制度在實踐上的侷限性與脆弱點，藉此以面對未來實踐過程中，更大、更極端、更詭異的挑戰。威瑪共和時期這一段殘酷但寶貴的失敗經驗，有其跨國界與超越時空的意義，隨著時代的推移，應該成為各民主國家反覆思索的歷史對象，而且時時將之從歷史的智庫中掏出，再溫故而知新。在這一點上，套用舒茲之言：「歷史學者絕不會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