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宗教族群間的對遇

王貞文

近幾年在台灣，「族群」取代「省籍」，成為話題。戒嚴時的一元假象，剛解嚴時，以政黨從屬的簡易分類法，已經不能讓人掌握台灣。人們終於記憶起，這是一個經歷過許多殖民階段，「分類械鬥」不斷的地方。人們終於敏感到，在這個島嶼上其實有著非常多元的語言､文化，有很多不同的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換句化說，也就是有許多不同的「族群」一起生活在台灣。因此，要打造台灣未來，「族群」問題不可不談。

「族群」之間得經過許多對遇，由敵對到相容忍，到能對話，一起塑造共同的生活空間，成為「共融」的狀態。這是很長的歷程。我們可以由歐洲的一些經驗來看這個歷程。由於我對基督教歷史的興趣，讓我由「宗教族群」這一個切面來談。

歐洲的族群與地方意識，甚至國家認同，常與宗教相結合。

巴爾幹半島的族群衝突，大家各擁正統教會(希臘正教)、羅馬天主教或伊斯蘭教的教義為族群認同的依歸。不同的信仰生活，不同的宗教節期，不同的宗教語言，在和平安樂的時期，讓一個地區的文化多彩多姿。但在政治、經濟有危機的時刻，另類的生活方式與宗教實踐，似乎就會成為既得利益者眼中很可厭的的景象，非加以壓制鏟除不可。

壯大我族，壓制異族的心態，常可得宗教之力支持。宗教領袖本著愛國愛族愛教會的心，往往暫時看不見他族與他宗教的苦難，跟著狹礙的民族主義者搖旗吶喊，鼓舞戰士為國捐軀。這並非巴爾幹半島的獨特現象，整個歐洲的基督教史裡，充滿了宗教與族群糾纏不清的衝突。

德國基督新教各教會當年不反對希特勒，甚至有些牧師為瘋狂的民族主義寫神學註腳，就是因為許多人認定，德國新教應該加入鏟除其他的信仰的「聖戰」。他們認為該鏟除不信耶穌的猶太人，無神論的俄國人，甚至「信仰不夠純正」的耶和華見證會乃至天主教信徒。基本上，這是為自己的宗教族群的生存空間而做的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就曾批判當時新教族群這種偏見，提醒人們，教會應是「為他人存在」，教會不該為壯大自己而存在。可惜他的聲音沒有傳入大眾的耳朵。而德國新教教會在歷史上，也就不免被定位為容忍甚至支持納粹政權者了。

痛苦的教訓雖然使德國新教教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對其他信仰的人，特別對猶太人容忍萬分，但是面對大量以外籍勞工身份湧入德國社會的伊斯蘭教徒，還是沒有辦法發展出一套恰當的相處模式。另外，類似宗教的新興思潮如New Age或東方神秘宗教吸引了大量年輕人。基督徒面對新的宗教族群的挑戰，常因感到陌生而發生敵意。不同的宗教族群的相處之道，是一條難闢的小徑啊！對諸宗教族群的管理，也成為重要的政治議題。

生活在歐洲，深深感受到，人的敬虔心已逐漸失落，但是對自己的宗教族群的認同還是很強。台灣則較少有強烈的宗教族群認同。雖說有些族群有自己特別奉祀的神明，但並不因此而排斥他族神明。原住民有自己的神話傳說與宗教心靈，但是他們也接受漢人的宗教信仰與基督宗教當中不同教派的教訓。在接受新宗教或在追尋舊信仰中，台灣人的敬虔心似乎是較深刻的，但對並沒有強烈的宗教族群的認同。台灣社會對許多不同宗教團體的容忍度似乎是很高的。(當然，這種寬容的態度也可能是起源於無知。)

也許台灣並沒有像歐洲那樣清楚的宗教族群的認同，但是在台灣的族群認同的發展過程裡，許多人發現宗教與認同的密切關聯。台灣的宗教族群似乎正在成形。.我不是台灣宗教現象的研究者，台灣豐富多彩的宗教族群發展篇章得留給別人寫。.我只想指出，歐洲宗教族群衝突中的一些坎砢路，盼台灣各信仰團體，能以之為借鏡，不重蹈復轍。

古老的歐洲在血與火的洗禮中，尋找著不同宗教族群的相處之道。中古時期，步步進逼的回教勢力，激起了十字軍東征的戰爭，連帶地使生活在歐洲的「異文化族群」─猶太人遭了殃，被好戰的十字軍戰士屠戮，被宗教法庭逼迫受洗改信。宗教改革之後，基督教的天主教與新教陣營對峙，以武力爭取影響力。

宗教改革之後，有許多「政治實體」-自治市、王國、侯國、公國等-紛紛藉著新教的力量，來對抗控制神聖羅馬帝國的哈布斯堡家族，馬丁路德也樂得給予封建君主們「主教」的稱呼，把保護這個新興宗教運動的工作交付他們。但是這樣一來，信仰新教的領主就有口實，對不同信仰的下屬大加征伐，擴展自己勢力，護衛著天主教利益的君主，則不客氣地進兵新教徒的領地，烽火四起。

1555年的奧古斯堡和平協約，規定了「領主決定其域內信仰」。地域的認同乃至族群的認同，便與宗教脫不了關係了。如：奧地利人與巴伐利亞人的自我認同裡，「天主教徒」是很重要的一項，普魯士人則認為只有新教徒才配當普魯士人。

奧古斯堡的和平不能維持很久，1618年，在波希米亞地區爆發了宗教衝突，新教的民眾把天主教的貴族推出布拉格城堡的會議廳，讓他們跌到城外的糞堆上。自此，戰火斷斷續續地在歐陸燃了三十年，許多城市被毀壞，許多人因刀兵、瘟疫與飢饉而死亡。基督教內的天主教、路德宗與改革宗三大宗教族群爭鬥不已，以刀劍火鎗爭奪發展的空間。

1648年的「西發里亞和平條約」，終於把宗教勢力再重新劃分清楚，因為戰爭偶然造成的宗教「疆界」，自此幾乎成了定局了。因此，德國的新教徒，在追溯他們的歷史時，很難說：「我們的祖先很勇敢無畏地選擇了路德的教義，而成為新教徒。」他們多半只能說：「在某某戰爭之後，這一區成了新教的區，所以我們幾百年來，都循基督新教的規矩在生活。」

表面看來，這種宗教經驗和台灣基督徒的經驗非常不同。但是現在台灣的基督教會中，也逐漸看到信徒對自己所屬的宗教團體或信仰路線的「擴張」相當在意，對其它的宗教團體很有敵意，對宗教對話有所恐懼，深怕失去自己的特質，緊抱著傳統不願放棄，卻又難為此傳統在複雜多變的社會找到新的生命力。信仰傳統成了桎梏、圍牆。但是，宗派的歸屬，多半也是大歷史或個人歷史的偶然吧？

以台灣人的性格來看，也許不大可能爆發宗教族群間的戰爭，但是，在宗教如此多元的社會裡，如何能不因多樣的神觀與信仰實踐，而眼花繚亂，不知自己是何人？競爭激烈的宣教「市場」，如何保持和平？

歐洲的宗教族群儘量在一種互不干犯的微妙平衡狀態下，保持族群間的和平。政治的變動則常為宗教族群關係帶來新的變數，如法國改革宗的信徒在路易十四的壓迫下，被迫遷往德國與荷蘭，形成新的新教徒聚落，在法國原本一度有政治實力的法國新教徒，只能以熟練的手藝在異鄉討生活，尋找另一種身份認同。微妙的平衡又得震盪一陣子才能安定下來。

工業革命使人口湧進大城市，宗教族群的分佈也變複雜了。過去生活在單一宗教區域的人，在城裡與其他宗派的人相遇，不同的宗教儀節與生活習慣，成了擁擠的城市生活中許多人的困擾，離鄉背井的生活使許多人充滿鄉愁，而故鄉教堂的節期，也就成了鄉愁中的憧憬，成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中很重要的原素。難怪在十九世紀，天主教的小聖地的數量遽增，關懷勞工與外出者的工作也做得很好。新教陣營則很不服輸地進行社會服務工作，深怕天主教勢力太大。

歐洲基督教各宗派，差不多是在本世紀初才開始醒悟到，宗教族群之間的權力之爭，對於上帝國的異象是很大的傷害。海外宣教運動，使許多宗派開始嘗試打破宗派界限，與其他教派合作。基督徒學生運動、基督教青年會等信徒運動，可說是普世運動的先驅者。這些運動吸引了年輕的基督徒，他們所關切的是宣教與社會服務，對傳統的教義之爭與宗派間的宿仇不感興趣。

首先是在「生活與工作」小組(Life and Work)中，人們發現了宗教對話的必要性。通過一次又一次的討論，人們學習彼此接納欣賞不同的宗教實踐方式，不將自己的宗教社會化過程絕對化。對「信仰與教制」(Faith and Order)的討論，則讓大家在教義上比較彼此的異同，尋找可以互相退讓的點，以及非得堅持不可的教條。

由「生活與工作」和「信仰與教制」的討論慢慢開始的普世運動 (Ecumenical Movement)，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終於有一個組織成立，就是今天在日內瓦的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這個組織可以說是基督教界的「聯合國」。在普世教會協會裡，由保守的俄國東正教，墨守成歸的歐洲各國的信義會與改革宗教會，到神學思想基進的拉丁美洲與亞洲的小教會，形成一個光譜般多彩多姿的組織。

雖然天主教沒有加入普世教會協會，但是通過「信仰與教制」的討論，天主教與基督新教之間的對談也進行得相當熱切。過去在宣教區互競影響力，利用政治權勢互相鬥爭的情況，已經逐漸轉成理性上的論辨與靈性上的互相學習。

不少人是在與別的宗教族群對話中，重新發現自己的信仰特質，重新以平和自在的心，去認同所屬的宗教族群。活潑的宗教對話提供更多靈性實踐的可能性。

宗教對話需要極大的耐心。任何宗教裡都有著反智與保守的力量，一再地阻止宗教族群間朝向和平的努力，政客更是會巧妙運用族群矛盾與虔誠的宗教心，來爭取特定的宗教的支持。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互信，很容易為了一個小衝突，就被破壞掉，和平工作得從頭開始再來。巴爾幹半島上的戰爭就是一個悲哀的實例。戰爭把許多人多年辛苦經營的宗教族群和平運動一下子推回原點，甚至增加了負分。

自從日爾曼人被基督教化之後，舊的部族神明與自然精靈崇拜被整合､或禁止，使得西歐世界成了一元的基督教世界，傳統上，是基督教內部的宗教族群，彼此看不慣而相爭。至於基督教以外的小群回教徒與猶太人，勢力微弱，常只有挨打的份。

在各個城市寄居的猶太人，始終不變地過著自己的宗教生活，雖然他們信的是同一個「獨一真神」，但是猶太人不相信耶穌就是救世主，而其宗教節期､儀式，都和基督教不同。因此，猶太人在基督教世界裡，常被視為是一群頑固的､神祕的､不居好心的異教徒，在社會動盪不安，瘟疫蔓延時，他們很容易就被當作是替罪羊，被殺､被逐。這樣的世件在中古時期層出不窮。即使在對異文化容忍度較高的文藝復興時期，也還會出現像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這樣的劇本，把猶太人描寫成貪婪､噬血､報負心強烈的放高利貸者。

猶太族群在歐洲所受的迫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達到高峰。六百萬猶太人被有計劃地消滅掉。戰後，受到這個殘酷事實的震撼，西方基督教才慢慢地開始與猶太教對話，為過去所發生的一切傷痛，尋找贖罪與治療之道。基督教開始去認識猶太教的生活智慧，欣賞他們的節期之美等等。

但是，長期以來將「基督教/猶太教」､「日爾曼人/猶太人」視為相對的符碼，還是相當深入人心，新納粹的種族主義，激動著年輕人繼續去傷害猶太人，無法接納他們為歐洲歷史的主體之一。

二十世紀後半業，有許多原本生活在北非､土耳其､伊朗等地的伊斯蘭教徒，以外籍勞工的身份進入西歐，大大地改變了歐洲的宗教族群的構成。基督教族群逐漸感受到伊斯蘭教的威脅。基督教徒其實多半已經沒有宗教的敬虔心，面對新來的伊斯蘭族群，卻會強調「這畢竟是一個基督教社會！」

在舊的西德地區，基督教仍掌握著學校宗教教育的工作。有些保守的地方，能夠讓學生選擇要上天主教或新教的宗教課，就已經很不錯了，遑論讓伊斯蘭教的學生在學校有符合他們宗教族群的宗教課程可上。

在這個社會受到許多挫折的伊斯蘭青年，也有不少轉而追求自己教裡比較基要主義，充滿聖戰意識的信仰派別，對道德頹廢的西歐「基督教社會」加深了敵意。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宗教對話，是相當困難的。兩個宗教都有不容忍的特質，宣教史都混著火藥與血氣，彼此爭奪宣教領域，直到今天。

目前在歐洲，這兩個大宗教的人們彼此混居得如此近，應該可使其「宗教對話」的意願升高。就我的觀察，基督新教的不少教會已經開始關心教區裡的伊斯蘭教徒，協助社區的基督徒與伊斯蘭教徒，去相互了解､認識別人的生活文化與宗教心靈。如果沒有大的經濟恐慌威脅這個社會，這個宗教族群相互了解的過程，應可以好好地進行下去的。宗教族群的衝突，其實，還是都起源於社會不安､經濟恐慌與政治力的衝突。

以整個大歷史看來，宗教族群衝突沒有停過，宗教的虔誠心被政治所操弄的情況一再發生。但是，我們看到，無論在哪一個時代，都有一小群人，勇敢地以論述､以行動批判這種以自己的宗教族群為重，而輕視真理的心態：聖方濟在十字軍戰爭時期，孤身前往拜會賽爾柱的蘇丹，進行和平會談;

墨蘭頓竭力在神學上調合改革宗與路德宗之間的衝突，還有無數沒有留下人名的人，為宗教族群的和諧獻出力量､生命。因為這樣，我們才可見到一些微光､希望。

(這篇文章有部份發表於台灣的「曠野」雜誌，「跨世紀小百科」，第十七號，1999年11月。）